文｜陈辉
(资料图)
(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教授)
一
聊起过年，很多人都会感叹：年味越来越淡了！
我们有一套关于年的文化印象，有一套关于过年的理想图景，当我们用这些印象或图景，比照当下的过年体验，就容易作出年味变淡的判断。大体看来，年味变淡，体现在以下几方面：
第一，备年越来越简单。准备过年，就是年的一部分。现在商业物流越来越发达，再也不用大量囤货。那些工作事务繁忙的人，也没心思精心准备，而是尽可能简化。有的家庭，打扫卫生也花钱请人代劳。缺少了亲力亲为，缺少了繁琐筹划的脑力活和累人的体力活，备年就变得轻松，甚至都不用专门准备，年味就没法得到充分酝酿。
第二，拜年越来越有效率。拜年是过年的重头戏，是家庭亲密社会关系的总动员。正是通过拜年，表达和再生产出亲密社会关系，展现出中国春节的社会关系属性和礼仪之道。近年来，拜年也发生了诸多变化。最突出的就是，有人拜年效率大大提高。以前在农村一天走1-2家亲戚，现在有人一上午就可以走好几家。不只是因为有了汽车，还由于人们都不愿留在别人家里吃饭，怕麻烦别人，也怕耽误自己时间。效率提高，拜年却变得流程化了。
第三，聊天交流越来越浅。拜年过程中，必然要聊天交流。近年来，拜年聊天话题中，家长里短在减少，直接原因是，亲戚之间的熟悉程度在降低，有些事情，不好多问，也不敢多问，怕人伤心或尴尬，怕自己不好接茬，索性聊那些都能接茬的话题，彼此轻松。
第四，饭店请客成为新趋势。一些地方，已经开始流行在饭店请客。以前都是家中待客，前来拜年的客人一起下厨房，择菜炒菜，有说有笑，其乐融融。现在有的家庭就近在饭店请客，这样自己轻松，客人心里也觉得放松。缺失了协同劳动环节，人的双手得以解放，但情感交流也浅了。有的家庭为了图省事，会一次把多家熟识的亲戚一起宴请，不用再办多场，过年的效率，进一步提升。
第五，年轻人参与感越来越弱。理想意义上的年，是多代人共同参与的。老年人享受着子孙满堂的快乐，小朋友们尽情玩耍，象征着家族的希望。中年人们上有老、下有小，积极劳作，为老人和孩子营造一个美好的过年氛围。现在，这种理想意义上的过年图景中，未婚男女青年们有点难融入，参与感弱，仿佛游离在过年氛围之外。他们的状态其实有点尴尬，尚未结婚，还算是父母和老人眼中的孩子，但年龄上又不再是孩子，所以也无法童心未泯地跟着吃喝玩耍。未婚男女怕回家过年，亲戚到自家拜年时也不想露面，更不愿意跟随父母到亲戚家拜年。许多亲戚，自己根本不熟，很反感被拉住问东问西，更怕被问到那些敏感、扎心话题：恋爱了么？对象哪里的？工资多少？买房了么？为了避免尬聊或被扎心，最稳妥的策略，就是装作很社恐的样子，呆坐着耍手机，或简单寒暄后马上躲起来。
以上五个方面，仅仅代表了一些趋势，在有的地区，有的家庭，有的人身上，表现得可能明显一点，展现着人们在过年方式、心理状态方面的微妙变化。许多文化变迁，往往就是从这些微妙之处开始的。直到这些变化我们都习以为常，就意味着新的文化样态的形成。
二
中国人的年味记忆，主要来自于昔日乡村社会的过年经历。无论是50后、60后，还是70后、80后，较大比例都有乡村过年的深刻印象。50后、60后的童年时代，经济贫困，70后、80后的童年时代，经济逐步改善。尽管经济条件不同，但是这几代人所处的乡村，还是一个熟人社会，人口外流少，春节时，人们经济上也许不宽裕，但是闲暇时间上、亲情上，是极为富足的。人们不会为了节省时间而简化环节，更不以提高效率为目标。人们沉浸其中，把其他目标都放下。好好过年，就是最大的目标。
过年的本质属性，不是个体性的，而是社会性的。这种社会属性，在村落熟人社会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达。特别是村落所营造的过年氛围，比家族范围内的亲情表达和吃吃喝喝更能给人以深刻的文化感染。村庄内举行的庙会、唱戏、舞狮、扭秧歌、敲锣鼓，都会形成一个地方性狂欢景象，让人们感觉到一种心理和文化上的共鸣，无论是亲自上场，还是作为观众，只要共同在场，同频共振，就会感受到节日文化的力量。节日文化是社会性的高级表达方式。村落范围内的狂欢，使男女老少获得一个超出个体、超出家庭和家族的整体感。这种整体感，就是传统年味的底盘。
村落的人气减少，是春节文化变迁中的重大事件。2000年之后更大范围的务工，带来了人口外流。打工的人，春节前匆匆返乡，春节后也惦记着尽快回城挣钱。有的人嫌路途远，花费高，也不会年年回。伴随着深度城市化，进城的越来越多，全家进城的也多起来。返乡过年的时间安排愈发紧凑，可能还没待稳当，就盘算着回城计划。家庭的匆匆团圆，家族的匆匆聚会，总让人沉不下心。当这样的家庭越来越多，村庄范围内的人气，也就不断降低。中青年越来越少，全村范围内的文艺活动越来越难以组织。当村落失去了这种整体感，年味淡化就会成为必然。
当代中国的村落变迁高度不均衡。相比较而言，一些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春节文化衰落得可能快些，人口外流极大消解着村庄的文化活力。人气与经济，二者高度关联。这些年，一些发达地区农村的春节文化反而在复苏和强化，因为村级组织的经济基础雄厚，可以开展更多的文艺活动，加上人口流出少，流入多，春节期间家庭和村落的完整性较高，人气旺，年味能够更充分地酝酿和表达。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年味，在经济实力和人气方面，都不具备发达地区农村的优势，从而不可避免以更快速度变淡。
50后、60后、70后、80后，这些有深刻村庄记忆的几代人，面对村庄变化，会产生过去和现在的反差感，难免黯然神伤，感叹年味变淡。90后、00后、10后，如果没有经历过繁荣的村庄生活，就不会对春节本身，形成长辈那样深刻的村落年味印记。没有了这些印记作为参照，他们也就很难去感叹年味变淡。未经昔日热闹繁华，就不会慨叹当下清冷。
三
与乡村相比，城市的年味则是另一种逻辑。乡村社会的年味以村落为单位，通过个体、家庭、家族、邻里等更多元的主体共同营造化合而成，在较小的地理空间中进行高密度的关系交往和文化展演。但是城市不同，城市的年味的内核不是社区，尽管小区物业可能会挂几个灯笼、几串彩灯或摆几个吉祥物来渲染节日气氛，但是因为小区并不是一个熟人社会，所以不具有单独营造年味的社会基础。城市中那些年味重的小区，主要是城市外扩征地时形成的回迁房小区，村民们依然集中居住，保持着熟人关系和社区记忆，并能够在春节中展演昔日的过年方式。
总体来看，城市的年味，普遍缺少乡村社会那种公共性。准确地说，需要一种更大范围的公共性来营造，超出了一个社区、街道的范围，要有一个更大的节日文化氛围，通过更多的灯光、道路两边的五彩挂件、拥挤的景区活动，盛大的焰火晚会，多种物质文化元素汇合成更为壮观的年味综合体。在盛大场景中，市民们以家庭为单位出游观赏，在人声鼎沸、接踵摩肩中感受节日欢腾。这种欢腾，通过陌生人的聚集来实现。
对一部分城市居民而言，春节只是一个相对长一点的假期，所以放松、娱乐、休养精神显得尤为重要，难得的工作停顿，让自己得到深度休息。一些市民也会在春节走亲戚，搞聚会，但也尝试着用新的方式来度过长假。有些人不是渴望回到熟悉的地方，而是离开熟悉的环境，到一个新的陌生环境中去。异地旅游过年，越来越流行。在一个气候宜人、风景秀丽的地方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居所，全家老小过去彻底放松一段时间，正成为一些市民的理想过年方式。
城市的年味，也受城市居民构成特点的影响。如果城市的外来人口大比例返乡过年，那么城市的人气骤减，城空了一半，年味就强不起来。如果城市的外来人口已经基本扎下了根，逐步适应在城市过年，那么这些新市民，将守住人气，守住年味。也就是说，在那些短期内人口膨胀的城市，单纯依靠原住民，根本就撑不起年味，起决定作用的，是这些新市民的过年方式。
四
相比于人口流动和迁移，还有一些因素是影响年味的变量。
三年疫情与防控，极大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、生活节奏和生活半径。伴随着去年年底防疫政策的调整，今年春节具有了极不平凡的意义，不仅因为人们终于可以更自由地流动，可以像三年前那样庆祝春节，还因为情绪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得到释放。鞭炮烟花的燃放，被认为是这种情绪释放的有效手段之一。今年，诸多城市在烟花燃放规定方面，也宽松温和了许多。一些地方虽然没有彻底放开燃放规定，但是在执法力度方面具有较大弹性，这是对群众心理情感需要的积极回应。
许多人虽然没有亲手燃放烟花鞭炮，但是看到夜空中的绚烂焰火，也不由慨叹久违的年味又回来了。
春节前已经“阳康”的人，春节期间则自由放松了许多，行程码、核酸证明的限制大范围取消，自由活动仿佛回到了三年前。有的人，专挑人多的地方去，哪里热闹去哪里。这种自由的味道，很大程度上超过了春节本身的文化意味。
在乡村，今年的春节也非常热闹，很多地方的热烈气氛，远超三年前的年味。几年来就地过年的人，今年回乡过年的愿望最现实、最强烈，也更努力地去实现。这种情感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达，远超之前的年份。
对于那些尚未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来说，这个春节就极不寻常了。为了避免感染，为了防止连累家中脆弱的老人，这些家庭减少人际接触，甚至比政策调整前更为谨慎。对比那些已经恢复自由生活的家庭来说，这些家庭的心情比较复杂，仿佛身处另一个时空，年过得比较单调冷清。
尽管绝大多数人正在或已经从疫情影响中走出来，回到常态生活，但更深层次的生活观念、生活态度、心理状态无法短期内完全调整好。有的人慨叹人生和世界的不确定性，所以更重视当下的亲情和快乐。这种态度，也一定程度上展现在节日生活中。有人选择减少社交，花更多时间陪家人。有人更看重家族的团聚，有的则酝酿远行，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。
2023年春节，给了人们更多感受品味表达人生丰富生命体验的机会。这个过程，必然会成为特殊记忆，赋予春节以特殊意味。
五
在城乡之间、区域之间、代际之间、家庭之间，年味展现出丰富性和复杂性。在不同的现实条件和生活场景中，人们的文化体验必然存在差异。但在更为宏大的国家层面，春节将人们的情感和心理统一和关联起来，从而彰显出文化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性。比如春晚，其本身的象征意义不可替代，它代表了中国春节文化的大一统，并表现出在更大范围发挥文化影响力的现实可能性。
当代中国年味文化的最突出特征，是其平民大众属性。从文化形式本身来看，我们的确可以在历史文化长河中梳理出更为纯正的年味文化，但必须正视的一点是，春节的平民大众属性，在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更为深刻的内容。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许多人之所以感叹年味变淡了，是因为平时物质文化生活已经比较富足，美食不是只有过年才能吃到，新衣不是只有过年才能穿上，精彩的文艺节目也不是只有在过年才能看到。物质文化生活的繁荣，模糊了节日与日常的界限和差异，这是年味变淡的根本原因。
只不过，物质丰富、文化繁荣与生活中的幸福感，并不是直接统一的。人们在美食、新衣、精彩文艺之外，更加注重心灵富足、情感充盈、关系和谐。这是更为根本的追求，也展现了转型社会中个体、家庭、村落、城乡之间的关系变动和情感纠缠。
文化的魅力在于继往开来。我们无法固守传统，不能刻舟求剑，这会带来文化伤感，也会忽视当下的生活状态。文化的希望，在于新生代。文化既表现着新生代和老一代之间的差异，也蕴含着面向未来的力量。
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当我们在感叹年味变淡的时候，可能更大程度上自己成为了观众，而没有充分参与其中。
现在一些家庭的年味，还是靠50后、60后撑场子，老人们忙前忙后，想给晚辈们一个快乐的春节。当年轻一代积极行动起来，开始张罗着过年，费心思地给家人营造一个春节氛围的时候，就会从年味的享用者变为制造者，从观察者变为参与者，此时所体验到的年味，才会强起来、浓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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